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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罪裁判现状、趋势和分布类型
作者:储陈城 文章来源:安徽大学法学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6-28 17:54:53

我国无罪裁判现状、趋势和分布类型

安徽大学法学院储陈城

 

一、序言


在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的法庭之上,当陪审团一致作出的“No Guilty”的答复,不仅是对刑事辩护律师高超水准和努力付出的最高肯定,更是对一个高水平法治国家所做的“保障人权”宣誓的最好映照。无罪判决率应该是考察一国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而且还体现着法院的司法权威。在我国,人民法院处于刑事诉讼的最后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正因如此,民法院的审判也是防止冤假错案的终端和核心。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无罪案件的及时发现和正确判决,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无罪裁判的现状和趋势


(一)我国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极少,且逐年降低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到201210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总计审理刑事案件6,284,606件,各类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总数达到9,423,414人。而这十年中,总计被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人数为17,615人,平均每年被判决无罪的被告人数仅为1760余人,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数占总计人数的0.19%通过对10年的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数逐年递减。

 

图12003-2012年我国宣告无罪的人数


和全国的数据相对应的是,我国地方司法机关的无罪判决也是凤毛麟角,很多地方法院多年的无罪判决数量都保持为零件。如2003年到2013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135166人,审查批准逮捕案件53518597人,审查起诉案件55719237人,无一起案件被判决无罪。[1]201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办理的反贪污贿赂案件中,起诉率93%,有罪判决率100%10年来首次实现“零无罪”判决。[2]2011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23629人,提起公诉37537人。未出现捕后撤案和无罪判决案件,刑事案件有罪判决率达100%[3]


 

22003-2012年我国刑事案件被告人数

被宣告无罪的人数越来越少,并不是因为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数量在减少,相反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数量是在逐年增高。



[1]阮占江:《岳麓检察连续11年无罪判决零记录》,《法制日报》2014719日第5版。

[2]乔晓莹、梁洪:《我区检察机关反贪工作首次实现“零无罪”判决全年有罪判决率100%》,《广西日报》2012212日第2版。

[3]袁中锋:《无罪判决率为零居全国首位最高检充分肯定我省检察工作》,《安徽法制报》2012221日第1版。


十年内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数量逐年增加,而被判决为无罪的被告人却逐年减少,则说明我国目前无罪判决率在逐年降低,宣告无罪也变得越来越难。

 

32003-2012年我国无罪判决率情况


(二)自诉和公诉案件中宣告无罪的差别

在逐年降低的无罪判决率背后,还隐藏着公诉和自诉案件在无罪判决的数量和无罪判决率上的巨大差异。有学者曾经统计过2006年到20105年间,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被判决无罪的被告人的数量对比,结果发现自诉案件被判决无罪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公诉案件中被判决无罪的人数。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相关统计数据则显示自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要远高于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

 

4:公诉无罪和自诉无罪的对比

 

5:自诉无罪判决率和总体无罪判决率对比


2008年到20125年间的数据显示,公诉案件无罪判决率约为0.05%,而自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约为5.59%,两者之间相差111倍之多。很多人认为,造成自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远高于公诉案件的原因主要是公诉案件通过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等国家机关层层审查,在证据取得方面具有极强的优势,因此能够较为准确地认定犯罪。而自诉案件是被害人自己取证为主,在取证方面存在很多困难,未必能够准确地认定犯罪。然而,通过笔者对于相关判决样本的分析发现,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对于案件来源是检察机关的公诉还是被害人的自诉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对待。人民法院往往对于同样的案件,如果是公诉案件极可能会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而如果是自诉案件则可能会认定被告人无罪。

比如案例1200442911时许,被告人刘旭驾驶白色捷达牌轿车行驶至本市宣武区宣武门路口由东向南左转弯时,适遇张立发(殁年69岁)骑车由东向西横过马路,二人因让车问题发生争吵。被告人刘旭驾车前行至宣武门西南角中国图片社门前后靠边停车,与随后骑自行车同方向而来的张立发继续口角,后被告人刘旭动手推了张立发的肩部并踢了张立发腿部。张立发报警后双方被民警带至广内派出所。在派出所解决纠纷时,被害人张立发感到胸闷不适,于13时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诊,15时许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张立发因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1]

案例2201012919时许,被害人潘某某因乘车事宜在本市二七区大同路延陵街交叉口处,与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的电瓶车司机张某某、赵某某发生纠纷。在双方争吵过程中,被告人杨涛驾驶电瓶车路过此处,遂上前与被害人潘某某争吵,并用手抓住潘某某衣领进行撕扯,致被害人潘某某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待“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时已经死亡。经郑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被害人潘某某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引起猝死,争执撕扯过程中的情绪激动是该病急性发作的诱因。[2]案例1和案例2均属于被害人有特殊体质,由于受到被告人轻微程度的暴力侵害,而诱发疾病最终死亡的情形,两者在案件事实上均有较大的相似之处。相较于案例1中被告人对被害人有击打行为,案例2中被告人对被害人甚至没有实质的击打行为。但是案例1是自诉案件,案例2是公诉案件。最终案例1以被告人无罪收场,而案例2被告人却被判决过失致人死亡罪。


[1]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5)宣刑初字第244号判决书。

[2]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1)二七刑初字第365号判决书。


(三)免于刑事处罚的数量稳步上升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其中《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观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由此可以看出,免于刑事处罚的一般要求是情节轻微。这和《刑法》第13条“但书”所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之间存在模棱两可的灰色空间。让人感到有趣的是,随着无罪判决数量的下降和无罪判决率的逐年走低,免于刑事处罚的数量却在稳步上升根据《中国法律年鉴》中所显示的相关数据,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的时间内,从11,906人增加到18,974人,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数量增长了7,068人,增幅为59.4%

 

1.62003-2012年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数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无罪判决率持续走低,下降的幅度惊人。“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无罪判决率低于5%。相形之下,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定罪率普遍较高,一般在25%左右,香港裁判法院无罪判决率在45%左右。”[1]极低的无罪判决率从正面来看,在一定程度反应了我国打击犯罪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但是刑事审判务必要“慎重,务必搞准,依法公正裁判。对符合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判处;对不构成犯罪的,则要坚决依法宣告无罪。”[2]然而近些年来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冤假错案和社会争议性案件,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也正说明极低的无罪判决率之下掩藏着巨大的司法隐情,并进而可能会将司法权威引入困境。换言之,在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和法治精神相背道而驰的灰色地带。而适量的、理性的以及合乎刑法规定的无罪判决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对刑罚之恶的有序控制,以及对入罪的谨慎态度,更能彰显一个国家积极保障人权的决心和魄力。



[1]皮文井、罗静:《无罪判决≠公诉案件质量》,《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4期。

[2]肖扬:《全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117日。



 

三、无罪裁判出罪的分布类型


现有的数据分析

有学者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得出在我国无罪判决从宣告无罪的原因来看,因为公诉机关证据不足不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而判决被告人无罪的占49.79%。依照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而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占到50.21%根据部分法院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不构成犯罪的被告人中,依据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认定被告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大概占到后者的60%,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认为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占到30%,人民法院依据正当防卫的规定而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占到8%,因为紧急避险、犯罪嫌疑人为精神病人或者未满16周岁的而被宣告无罪的占到2%[1]


还有人统计和分析了19971月到200212月间,深圳市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宣告无罪判决的情况。该6年中,深圳两级法院共宣告无罪的人数为40人。法院对上述40人中的24人是以指控犯罪的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的,其余16人是以其他原因判决无罪,包括:(1)缺乏犯罪构成基本要件的6人,如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无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等。(2)正当防卫而非故意伤害的4人。(3)民事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4人。(4)不构成共同犯罪的2[2]


(二)北大法宝网的数据分析

为了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出目前无罪判决的具体原因,笔者从北大法宝网案例库数据库中调取了宣告无罪判决的样本共计236份,这些判决书样本共涉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以总数的80%为标准,则数量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20份)、湖南省(20份)、云南省(17份)、四川省(14份)、贵州省(13份)、浙江省(13份)、福建省(13份)、上海市(12份)、海南省(11份)、江苏省(10份)、河南省(9份)、北京市(9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8份)以及广东省(7份)。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代表;河南、湖南、则可以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而广西、四川、海南和贵州等则可以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因此笔者所调取的判决书样本在空间维度内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案件样本审判时间横跨1990年至2014年,其中1990-1999年的有101份样本,2000-2009年的有89份样本,2010-2014年的有46份样本。因此在时间维度上,也能够基本反映全国相关案件的审判实情。

从罪名分布的角度来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最多,为76件,占总数的32.2%。其次为贪污贿赂型犯罪,为70件,占总数的29.7%。侵犯财产类犯罪共计29件,占总数的12.3%。渎职类犯罪为21件,占总数的8.9%。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总计18件,占总数的7.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16件,占总数的6.8%。危害公共安全罪5件,占总数的2.1%。另外还有已经被取消的罪名1


判决无罪人数最多的罪名

贪污罪

42

故意伤害罪

32

故意杀人罪

18

受贿罪

17

挪用公款罪

16

玩忽职守罪

13

重婚罪

7

诈骗罪

6

抢劫罪

6

盗窃罪

5



[1]参见胡云腾主编:《宣告无罪——实务指南与案例精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2]参见刘建柱:《检察实务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


(三)无罪判决的成因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三种判决:即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如果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如果相关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其中根据后两项的规定,无罪判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据法律规定做无罪判决的,即法定无罪判决;二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做无罪判决的,即存疑的无罪判决。前者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因而被法院判处无罪。后者则是因为控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满足刑事诉讼法的证明犯罪的标准,因而法院判处被告人无罪。

在笔者所调取的案件样本中,存疑的无罪判决的数量为103份,占总数的43.7%。而法定的无罪判决的数量为133份,占总数的56.3%。可见在法院做无罪判决的理由上,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各占据半壁江山,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在无罪判决的理由上略占上风。正因如此,对于无罪判决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专有领域,更应当成为刑法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1]

存疑的无罪判决主要表现为关键证据在取得的时候存在程序违法或者重大瑕疵。比如在曹冬才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中,自诉人段庆中的伤情法医鉴定是认定被告人曹冬才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性的证据,因此,对该证据的审查判断十分重要。二审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该法医鉴定后,认为该鉴定是自诉人段庆中凭其丈夫所在单位的证明自行去鉴定的,不是司法机关指派、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作出的,因此,该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来源。且该鉴定依据自诉人段庆中的住院病历和血尿检验结果作出肾挫伤轻伤的结论,而病历有明显的改动,有虚假成分;血尿检验是段庆中本人送检的,缺乏应有的监督。故鉴定依据缺乏可信度。否定了该鉴定的真实性,从而宣告被告人无罪。[2]

存疑的无罪判决一般还表现为相关定罪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如在保国良等被控刑讯逼供一案中,二审法院就认为被告人保国良、郑涛在侦查、起诉、庭审过程中均否认在对何桂良审讯时对其殴打,进行刑讯逼供。那么,是否有证据能够证明二被告人在对被害人审讯时对其殴打,进行刑讯逼供是本案的关键所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案在二审时发现除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间接证明能够证实被害人头部有伤外,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实保国良、郑涛在对被害人审讯时对其进行殴打、刑讯逼供的事实,间接证据之间也相互矛盾,难以确认上诉人保国良、郑涛有刑讯逼供行为。《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故二审法院经开庭审理依法判决宣告行为人保国良、郑涛无罪。[3]

所谓法定的无罪判决即是指因为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犯罪的判断,三阶层的构成要件体系要优于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的平面犯罪构成要件。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一般将犯罪定义为“构成要件该当、违法且有责的行为”。这就要求犯罪首先必须是行为,排除对思想的处罚。其次必须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作为刑罚制裁的构造基础。[4]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以这样的顺序来检讨犯罪有其合理的理由。首先,形式的、合理的体系的要求不是全体的和直观的体系,而必须要求的是分析的、阶层的体系。而且,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每个阶段都对行为进行片面形式的判断、综合的实质的判断以及个别具体的判断,基于这种阶段式的探讨,作为处罚对象的犯罪的确定,具有合理性。[5]

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如果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与有责性,固非犯罪行为;即使具备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如不具备有责性者,亦非犯罪行为。

以三阶层的犯罪构成要件本文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准,则笔者所调取的236份无罪判决样本中,分别基于不该当于构成要件、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以及具有责任阻却事由等三个原因作为无罪判决的依据,该236份样本的分布如下。


三阶层的构成要件体系

无罪判决的样本数(份)

不该当于构成要件

112

具有违法阻却事由

73

具有责任阻却事由

51


由于不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而做出无罪判决的112份样本中,由于主体不符合的为21份,由于行为侵害的客体和犯罪构成要件的客体不符的为19份,行为不符合犯罪所规定的行为类型的为33份,主观上不存在过错的为26份,行为和结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的为10份,不作为犯缺乏作为义务来源的为4份。由于具有违法阻却事由而做出无罪判决的73份样本中,由于正当防卫而出罪的为47份,由于紧急避险而出罪的为26份。由于具有责任阻却事由而做出无罪判决的51份样本中,由于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而做无罪判决的为26份,由于行为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而做无罪判决的为25份。



[1]目前对于无罪判决问题的分析,学术界和实务界更倾向于从刑事程序法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多成熟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刑事实体法角度探究我国无罪判决问题的,目前我国尚没有予以重视,相关系统的研究较为缺乏,这也是笔者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原因。

[2]参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益中刑终字第1号判决书。

[3]参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青刑终字第3号判决书。

[4]参见[]小林憲太郎:《刑法総論》,新世社2014年版,第14-15页。

[5]参见[]山中敬一:《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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