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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连带之困”与“免责之道”——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逻辑与抗辩路径
作者:李修蛟律… 文章来源:股票索赔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6/11/16 23:57:47

一、问题的提出:康美案与独董责任的制度拐点

2021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发行人赔偿五万余名投资者损失合计24.59亿元。在责任主体的连带责任划分中,五名时任独立董事因在相关定期报告上签字,分别被判令在投资者损失的5%至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应金额由1.23亿元至2.46亿元不等。而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独董津贴数据,该五人年度税前报酬多在10万元上下。

这一判决之所以在资本市场与法律实务界引发持续震动,并非仅因赔偿数额巨大,而在于它首次以司法裁判的方式,将独立董事这一外部、非执行角色,置于与内部造假主导者相近似的连带责任框架之下。判决作出后短期内,逾四十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独董辞职公告,独董辞职潮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及至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规定》)与2023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0号,以下简称《独董办法》)相继施行,独立董事民事与行政责任的认定标准与免责通道方才得以系统厘清。本文即以现行规范与代表性判例为脉络,梳理独董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责任基础、形态演变与抗辩路径。

二、规范基础:连带责任的归责构造

(一)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的过错推定

《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确立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将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纳入连带责任主体,并采“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原告只需证明虚假陈述行为的存在及其与交易、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须就自身“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即在全额范围内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独立董事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当然处于该条的规制范畴之内。

(二)过错的二元界分

《虚假陈述规定》第十三条对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所称“过错”作出进一步解释:其一为故意,即“故意制作、出具存在虚假陈述的信息披露文件,或者明知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而不予指明、予以发布”;其二为过失,即“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对信息披露文件中虚假陈述的形成或者发布存在过失”。该条规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独董的责任基础由笼统的“有错即赔”,细分为故意与重大过失两个层级,为后续责任形态的分流奠定了规范前提。

(三)行政责任的制度衔接

《独董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从行政责任维度作出呼应,对独董的行政责任,应“结合其履行职责与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兼顾其董事地位和外部身份特点”,综合其在信息形成与决策中的作用、知情程度及知情后的态度等因素认定;第四十六条则列举了可以认定没有主观过错、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五类情形。民、行二元责任体系由此在“过错分级”的基点上实现贯通。

三、责任形态的司法演进,从全额连带到比例连带

在康美案之前,虚假陈述案件中董监高及中介机构的责任长期呈现“全有或全无”的样态:要么不承担责任,要么对投资者全部损失与发行人承担全额连带(如早期的大智慧案、金亚科技案等)。康美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法院依据各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对未参与造假、仅具监督过失的董监高判处5%至20%不等的比例连带责任。五名独董中,在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及2018年半年报均签字的三人承担10%(约2.46亿元),仅在2018年半年报签字的两人承担5%(约1.23亿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虚假陈述规定》答记者问中亦明确,独董责任“重点在于严肃追究迎合造假、严重违反注意义务等重大不履职行为……同时打消勤勉尽责者的后顾之忧,避免‘寒蝉效应'”。

此后的裁判实践进一步细化了责任分层的尺度,可作类型化观察:

标志性案件——康美药业案(广州中院,2021):确立比例连带的裁判路径,独董责任区间5%—10%;

精准追责案件——乐视网案(北京金融法院):对三名独立董事分别判处0.05%的极低比例连带责任,体现对“签字但未实质参与、过错极小”情形的高度克制;

梯度划分案件——蓝山科技案(2024京民终1132号,2025年5月终审):法院区分主导造假(董事长谭*100%)、参与造假(董秘20%、副总经理及监事15%)与单纯失职(财务总监5%)三种形态,分别划定责任比例,使“过错程度与原因力”的对应关系得到清晰呈现。

就法理而言,比例连带责任仍存理论争议,有观点认为其混淆了连带、按份与不真正连带的责任边界,可能导致执行与追偿关系的紊乱。但就实务立场观察,其在“首恶严惩、帮凶各担其责”上的价值已然获得裁判共识。对代理律师而言,就过失型独董主张比例连带而非全额连带,系抗辩构建的首要着力点。

四、过错认定的司法审查基准

依据《虚假陈述规定》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独董是否存在过错,主要考量四项事实: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形成和发布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以及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该条第二款同时明确否定了若干“消极抗辩”:被告仅以“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为由主张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质言之,独立董事的外部人身份与专业分工,不构成减轻其审慎核验义务的理由;其须证明已尽到与自身职责、专业背景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第十五条与第十六条确立的“异议宽宥”规则,董监高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的,“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该但书在康美案中得到严苛适用,五名独董虽均主张曾对相关问题提出过关注,但因在年报审议中均投赞成票,其异议主张未被法院采信。异议的有效性,以此为界,须达至“言行一致”之标准。

五、独立董事的法定抗辩体系

《虚假陈述规定》第十六条构筑了独董的五项免责抗辩,构成抗辩体系的主干,分述如下:

第一,专业领域外借助专门职业帮助仍未能发现。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独董在签署文件前借助会计、法律等专门职业的帮助仍未能发现问题的,应认定无过错。其规范逻辑在于,独董系外部非执行角色,对复杂财务、法律事项本就依赖专业机构;若已尽合理信赖与咨询义务仍不能察觉,不宜苛以责任。实务中,咨询记录、专家意见及内部沟通函件,系证明该项抗辩的关键证据。

第二,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异议并监督整改或书面报告。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向发行人提出异议并监督整改,或者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应认定无过错。此为最具操作性的免责通道,亦与第四项、第五项形成呼应。大量判例表明,独董察觉异常后,应以书面形式提异议、要求整改,并同步向交易所、监管提交书面报告;仅有内部口头提醒而无书面留痕者,难以获法院采信。

第三,独立意见中发表保留、反对或无法表示意见。在独立意见中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反对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的,应认定无过错,但同样以“审议、审核时未投赞成票”为前提。此系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异议权固化为诉讼证据的核心动作。

第四,履职受阻及时书面报告。因发行人拒绝、阻碍其履行职责,导致无法对信息披露文件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交易所、监管书面报告的,应认定无过错。《独董办法》第三十一条进一步强化该救济机制,独董工作记录及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应至少保存十年,履职受阻可直接向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为实质被架空的独董提供了免责出口。

第五,其他勤勉尽责情形。能证明已按法律、规章及章程履职,或虚假陈述揭露后及时督促整改且效果明显的,人民法院可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其过错。

六、抗辩的实务展开:履职留痕与追偿通道

从既有判例回溯,独董免责的关键,不在于事后辩解的言辞技巧,而在于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履职证据链的建构。实务层面可作如下把握:

其一,固化履职工作底稿。依《独董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独董每年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十五日,应制作详细工作记录,对会议材料、通讯记录、咨询意见等留痕保存十年。该等工作底稿,于诉讼中为证明勤勉尽责之直接证据。

其二,审慎对待签字与表决。对存疑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宁可投反对或弃权并记载理由,亦不应为随大流而签字。康美案五名独董的赞成票,即压垮其免责主张的决定性事实。

其三,善用独立聘请中介之特别职权。《独董办法》第十八条赋予独董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审计、咨询的职权(经全体独董过半数同意)。就复杂事项主动发起专项核查,既系履职尽责之实质履行,亦为第一项抗辩提供事实支撑。

其四,发现线索即时双线报告。一俟察觉财务异常或披露疑点,在向董事会提书面异议之同时,向交易所、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以同时锁定第二、第四项抗辩。

其五,关注内部追偿通道。依《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首恶”追偿。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亦明确支持“追首恶”。独董若先行对外赔付,应积极借助公司内部追偿或代表人诉讼机制,向真正的造假主导者追索,避免代人受过。

独立董事责任制度的演进,本质上是在投资者保护与履职激励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康美案的“天价连带”唤醒了市场,而制度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在于《虚假陈述规定》第十六条与《独董办法》共同搭建的“过错分级、比例追责、通道明确”的免责体系。对独立董事而言,责任不再是“签字即全责”,而是“尽职即免责”。对承办此类案件的律师而言,精准把握故意与过失之界分、全额与比例连带之分野、五项法定抗辩之举证要件,方能在每一起虚假陈述争议中,为当事人争取到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责任边界。

作者介绍:李修蛟律师,法制盛邦(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经济犯罪刑事业务部部长,法制盛邦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曾任一级检察官,原中华全国律协民事专业委委员,现任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广州仲裁委仲裁员。李修蛟律师在刑事辩护、公司治理与纠纷、证券争议解决法律服务领域成绩突出,法制盛邦刑事业务、金融证券业务领军人才,荣获LegalOne2025年度“大湾区刑事业务15强”,其团队在国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领域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股票索赔律师
原文链接:独立董事的“连带之困”与“免责之道”——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逻辑与抗辩路径

本文关键词:独立董事|连带赔偿责任|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康美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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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维权律师简介:
李修蛟律师,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市公司信披合规研究律师团队创始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武汉理工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曾任职六年一级检察官,律师执业23年,在公司、刑事、家事法律服务业务中成绩卓著,所带领的上市公司信披合规研究律师团队为多家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机构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并成功办理佛山照明、超华科技、亿晶光电、雅百特、祥源文化、风华高科等多个经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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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地址:广州市天河路太古汇1座3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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