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间，市中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对相关前沿问题、法律司法解释未规定的问题做了探索，对热点问题、争议问题作出了回应。主要有：

（一）对法律司法解释尚未规定的“诱空型”虚假陈述作出了认定和审理；

（二）探索了不以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受理并审理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三）在案件中大胆参照适用域外法“预测性信息安全港制度”，认定涉案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不构成虚假陈述；

（四）对投资者损失的核算方法做了不断的探索：从最简单的“算术平均法”到“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再到委托第三方适用“先进先出+移动加权平均法”；同时，在案件审理中逐步考虑系统性风险和个股因素；

（五）在确定董监高责任时，力争精细量化责任比例，做到“过罚相当”，区分“内部人”“外部人”，考虑信息来源，根据职责分工、专业技能、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状况等综合因素进行个案分析；对证券服务机构，区分特殊注意义务和一般注意义务，根据证券服务机构承担义务不同，认定其是否勤勉尽责。

（六）追首恶，判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避免了“大股东犯错、小股东买单”的归责结果，增加违法成本，震慑“关键少数”，为净化证券市场秩序作了积极尝试。

在审理此类案件的主要做法上，市中级法院结合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特点，构建“15233”工作体系，在全国率先提出群体性证券纠纷的系统化解方案，并在多元解纷、部分诉讼请求先行判决、业务专家咨询委员聘任等工作机制上大胆创新，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金融审判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