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成就，让康得新创始人钟玉被称为中国材料界的任正非，康得新则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材料界的华为。有人甚至评价说，康得新作为一家民企，凭借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国家多项战略性产业的提升。钟玉还曾两度陪同国家领导人访问德国，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欢迎午宴上的座上宾。

　　不过2017年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康得新就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也戴上ST帽子。曾在7年时间创下股价涨幅近10倍，市值近千亿的A股大白马，股价如今从最高点跌去近90%，走到了退市的边缘。留下的则是十几万欲哭无泪的投资者和一地鸡毛。而钟玉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捕。

　　从昔日的A股大白马股，到濒临退市，康得新是如何走到这般田地？回顾康得新的前世今生，钟玉是个绕不开的存在，作为康得新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正是他一手主导了这一切。

　　1、弃官从商

　　在中国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一类企业家特别容易受到人们的偏爱，这个群体我称其为“科研技术流”企业家。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其在创业之前就是一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在部队时，他研制成功的空气压力天平，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是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创业后，因为任正非对技术的信仰，华为在研发上几十年来不吝投入，朝着一个城墙口冲锋，最终成为了全球通信设备领域的龙头。与任正非类似，康得新的钟玉，也是典型的“科研技术流”企业家。

　　钟玉，1968年毕业于北京市35中学，作为老三届的学生，他进过工厂，当过工人，上过高原，干过特种兵，后来又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钟玉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航空部曙光电机厂微电研究所工作。

　　1978年，钟玉所在的研究所承接了我国主力战斗机歼七Ⅲ、歼八Ⅱ的主发电机研发工作。彼时，我国战斗机的发电机使用寿命大约在150小时，而这一次要将寿命提高到500小时。面对艰巨的任务，刚经历过“文革”十年的研究所，虽然有几百号人，但很多人却害怕承担政治风险，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任务。但大学刚毕业两年，只有28岁的钟玉却大胆地揽了下来，并豪言称，“没挑战性的事情没劲，我可就盼着弄点有难度的事情呢。”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国企环境中，钟玉的举动是多么出格和另类。事实上，很多人也认为钟玉在吹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钟玉竟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84年，由钟玉主管设计的歼七Ⅲ、歼八Ⅱ型战斗机主发电机定型。由于产品寿命达国际先进水平，钟玉荣获航空部新机研制三等功、二等功，同年被提升为研究所副所长。

　　4年后，38岁的钟玉在即将被任命为曙光厂领导（正局级）时，他却向上级交了一份辞职书，准备下海创业。钟玉的举动，引来了很大的风波，员工看不懂，亲戚朋友也不理解，上级领导更是气得拍桌子，在他离职后，火速开除了他的党籍。据说此事，甚至惊动了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仪。

　　在康得新当年还如日中天的前几年，我曾问过钟玉当时是如何想的，他很豪迈地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家国情怀，我一不图官，二不图钱。作为厂领导，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有三室一厅、皇冠轿车、司机、秘书。如果我图这些，我就不会离开原单位。我就是想为振兴民族经济干点事。”

　　如今，我们虽然不能分辨钟玉这些话的真伪，但如果不从成王败寇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80年代末，甘心放弃局级待遇，宁愿失去党籍也要出去折腾一番，这样的雄心与精神，已实属了不起。钟玉确实是一个有雄心的人，这样的雄心贯穿了他此后的整个创业生涯。

　　2、第一桶金

　　1988年，钟玉凑了3万元，拉了4个人，在中关村开发区创办了康得公司（康得新后来的母公司）。当年的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开发区，康得公司是中关村的第一批创业民营企业。钟玉后来自豪地对外人讲，当年一起创业的企业有上百家，三十年过去了，只剩下联想和康得几家公司。

　　康得公司早期的产品是一种老年人、残疾人的代步电动车。产品推入市场后，月销量很快达到200多辆。只可惜好景不长，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紧接着1989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回落，GDP增长率从11.3%跌到4.1%。糟糕的经济环境，让企业普遍举步维艰，而实力弱小的民营经济更是首当其冲，康得的电动车业务也陷入困境。

　　为了让公司活下去，钟玉带领员工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但都收效甚微。1990年的公司元旦聚会上，谈及企业的困境，康得公司30多人一时间泣不成声。此情此景，让性格豪迈的钟玉颇为激动，他拿起一瓶二锅头，对员工说：“大家看看，在这个年代，哪个企业的职工会为企业的前途而共同落泪？我要对大家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康得永远不会倒闭，康得大厦总有一天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耸立的！”说完，他拿起酒瓶一饮而尽。

　　困境之下，钟玉迸发出的激情与豪气，深深地感染了员工，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应对危局。他们将电动车加装清洁设备，变成电动清洁车；将电动车稍加改装，变成电动牵引车……彼时，中国的工业清洁产业非常落后，主要以人力为主，康得的创新，填补了市场需求。亚运会场馆、首都机场陆续采购了他们的设备。

　　在标杆客户的示范之下，康得的订单源源不断地飞来，300多家电厂、众多大型公共场所都采用了康得的设备……康得起死回生。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吸引了大量西方先进设备进入。彼时，钟玉又成功抓住了代理进口设备的赚钱生意。

　　通过代理进口机电设备、自动化办公设备、清洁设备等国际先进产品，加上早期的电动车业务，康德成功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998年6月6日，康得大厦在京落成，钟玉用8年的时间，将酒桌上的豪言变成了现实。

　　不过，在公司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之时，钟玉却显得颇为冷静，因为代理生意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和门槛。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外公司直接进入国内市场，康德的生意将难以持续，他必须为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方向。

　　多番考察研究之后，钟玉看上了预涂膜产业。

　　3、征战预涂膜市场

　　预涂膜是一种高分子复合膜，广泛应用于杂志、书籍封面、酒、食品包装盒的印刷。经过预涂膜处理的印刷品，显得平滑光亮，颜色鲜艳、立体感强，同时还具备一定的防水、防污、耐磨等作用。

　　但这种如今看似简单的印刷工艺，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却是一种国内尚没有的先进技术。彼时，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还是“即涂膜”工艺，不仅印刷品容易起泡和脱膜，涂膜技术本身存在的苯溶剂，还会危害印刷工人、消费者的健康。五粮液(151.130, -0.06, -0.04%)酒厂就曾发现，即涂膜生产线的工人往往不能生育，直到下线半年后，才能恢复。

　　相比即涂膜，预涂膜不仅工艺先进，而且绿色，环保，但其设备投资大，工艺相对更复杂，价格也更高。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一条预涂膜生产线，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GBC公司手中。为了开拓中国的预涂膜市场，1998年，康得与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商美国GBC公司签订了合资协定，决定共同开发中国市场。

　　虽然对GBC公司抱有厚望，但掌握核心技术的GBC公司却心猿意马，在康得已经投入了1500万前期市场费用后，GBC单方面撕毁合同，把生产线放在了韩国。

　　GBC的行为，让钟玉十分恼火，他发誓要搞出自己的预涂膜生产线。此后，钟玉带领团队采购设备，学习预涂膜技术、不断进行工艺磨合。2002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在康德集团下属的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建成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在康得新的预涂膜投产下线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以及强劲的进出口贸易拉动着中国的印刷包装业快速发展，而这也为康得新的预涂膜事业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契机。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其过硬的产品质量。2004年，在号称“印刷界的奥林匹克”的德国德鲁巴印刷展会上，康得新的产品引起了欧洲客户的兴趣。一位英国客户试用后，认为康得新的产品即使与世界巨头的产品相比，也更为优秀。康得新的国外市场逐步打开，日本、墨西哥的一些知名厂商，甚至都寻求康得新进行代工。

　　在国内市场，凭借技术以及成本的优势，康得新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预涂膜材料供应商，市场份额最高占到了20%。

　　康得新在预涂膜市场阔步前行之时，其昔日的老冤家美国GBC公司却江河日下，公司连年亏损。GBC的业务总裁后来找到钟玉，希望双方可以划江而治，亚非拉市场交给康得新，欧美市场留给GBC。但这样的乞求，在雄心壮志的钟玉面前，怎么可能得到同意。2009年，深陷困境的GBC被印度公司COSMO收购。一年后，已经是全球最大预涂膜生产企业的康得新，在A股成功上市。

　　预涂膜一役，钟玉带领康得新大获成功。各方的赞誉也让钟玉志得意满。但事实上，根据康得新的上市招股书显示，其生产的预涂膜的主要设备，是来自美国和台湾地区，其原材料几乎都来自万华化学(47.760, 3.14, 7.04%)、韩国三星、陶氏化学、LG等跨国企业。原材料占到了预涂膜生产成本的80%以上。这也导致康得新的毛利率并不高。

　　不过，这场胜利对钟玉的影响还是决定性的，特别是上市的成功，借助强大的上市公司融资平台，本就怀有雄心大志的钟玉开始萌生了更大的想法。他说：“有的产业是猪，喂得再肥也只是一头大肥猪，而有的产业天生就是一头象。”预涂膜市场容量只有100亿，显然容不下钟玉的梦想，他把目光很快盯上了光学膜。

　　4、打破光学膜技术壁垒

　　光学膜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手机、电脑、电视的液晶显示屏没有光学膜就无法成像；光学膜还广泛应用在汽车玻璃、光学仪器、光伏行业、建筑玻璃、照明LED灯等众多领域。但这一片薄薄的膜，技术含量却非常之高。

　　光学膜产业的核心技术多年来一直被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垄断，而为了维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他们还坚决不到中国大陆设厂。2010年后，大陆已是全球最大的显示屏消费市场，但所有液晶显示屏背光模组中的光学膜都要靠进口，平均每年进口光学膜高达1700多亿。

　　我国政府也曾扶持一些国内颇具实力的企业和机构研发光学膜，但历时多年，没有成功。

　　如今的显示面板巨头京东方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其前任董事长王东升曾向钟玉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京东方显示屏组件国产化率仅有10%，而且基本都是塑料配件或五金产品等低价配件，为解决光学膜的国产化问题，他请日本公司经理吃饭，希望能合资共建光学膜厂。但傲慢的日本经理用一种羞辱的口吻告诉王东升，光学膜工业高度精细化，中国人不讲纪律，不严谨，连过马路都闯红灯，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被日本统治过50年的台湾人除外。

　　据说王东升当场气得把酒杯砸到了桌上，手被玻璃划破后，鲜血直流，事后缝了七针。

　　王东升给钟玉说，这简直是民族耻辱。钟玉当即承诺：“王总放心，我这一生还没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我一定向您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康得新要干光学膜，得知消息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一次会议上，有人提问：“钟总，一个光学膜专家说，康得新有可能生产出低端的扩散膜，但不可能生产出高端的增亮膜，你怎么看？”

　　钟玉霸气地反问：“你认为中国有光学膜产业吗？”提问者说：“没有。”钟玉说：“如果中国都没有光学膜产业，谁敢自称光学膜专家？”

　　不过外部的怀疑依然没有打消。进军光学膜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彼时康得新的账上只有7个亿，康得新通过股市进行股票增发，目标是募集20亿资金，结果也只募集到了十多亿。

　　回击质疑的最好方式是拿出实际成果。2011年10月18日，康得新在张家港的光学膜示范基地正式投产。中国第一家具有知识产权的光学膜规模化生产企业诞生了。

　　康得新为何可以如此之快地解决光学膜问题，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引进与整合。据悉，康得新光学膜的第一条生产线其实就是来自台湾。不过在引进生产线后，康得新迅速进行技术消化，并利用国内的巨大市场快速形成产业规模化优势。

　　2013年11月19日，康得新又追加投入45亿元，在张家港建设了“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这一体量几乎占据当年全球光学膜总出货量的一半。康得新一举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光学膜产业集团。

　　与预涂膜下线时，恰逢国内印刷包装业蓬勃发展一样，彼时面板产业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推动着康得新在2012年到2015年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2012年其光学膜业务收入9.42亿元，2015年已经达到了60亿。三星、LG、京东方、TCL……几乎全球重要的显示屏生产商，都成了康得新的稳定客户。

　　日本人觉得这么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建成；台湾一家光学膜企业，曾认为自己还会有5年舒服日子。他们都没想到，康得新一上来就成了全球最大。

　　光学膜业务的巨大成功让钟玉再次备受赞誉，一次开会时，工信部一位领导对钟玉说，我们一直关注着康得新，我们知道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国家战略性的产业。

　　而这次成功，也让钟玉更加自信，强化了他“我这一生还没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的信念。这从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屡屡提及这句话就可见一斑。在康得集团、康得新集团内部，员工也开始对钟玉产生迷信和崇拜：钟玉生日时，员工主动送花、发信息祝贺；钟玉在大会上宣布推迟退休时间时，台下掌声雷动，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只要有钟玉在，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

　　5、失意裸眼3D

　　成功者往往都有自己的方法论，钟玉也经常提到自己做事的方法：“别人做的我不做，别人做的好的我更不做，我做的是别人所没有的，我做的就不让别人追上。”确实在预涂膜业务、光学膜业务上，钟玉通过这种方法，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功。但支持这种成功的背后，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预判好未来的产业趋势，二是要做到别人追不上，必须有规模和技术优势，而这又需要巨额的资金。

　　一个人连续的成功，通常会对自己的方法论笃信不疑，进而产生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而这思维又往往会给企业带来危机。康得新在裸眼3D业务上的失败，即是一例。

　　在光学膜取得成功之后，钟玉又加码布局了新兴的显示技术裸眼3D。在他看来，3D显示必将代替平面显示，如果未来有一半的数码产品采用3D终端显示，将会形成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钟玉的判断或许并没有错，在2015年之后，随着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普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电子巨头们都在酝酿、探索、期盼着一场新的显示技术革命。苹果、三星、谷歌、华为当时的手机研发方向也开始涉及3D建模与交互技术。

　　当时有行业研究机构表示，3D新技术将会使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产能和市场翻倍，3D技术代替平面显示将会像智能手机收割非智能手机市场一样。甚至有预测称，2021年全球3D显示器出货量和市场规模将达到2.8亿台和5000多亿元，这还不包括3D应用在医疗、教育、商业、娱乐等领域带来的商业价值。彼时3D产业也被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

　　不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汽车电池一样，其技术虽然历经多年，但至今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裸眼3D产业也同样如此。但笃信看到未来的钟玉，却在3D上，压上重注。

　　2016年，康得新通过定增募集资金47亿，其中23亿用于裸眼3D。为了掌握裸眼3D技术，康得新通过与飞利浦的战略合作及收购了从飞利浦分拆出来的Dimenco公司，形成了一个多达1000项的技术专利池，而这个专利池覆盖了裸眼3D主要核心技术。

　　彼时康得新宣称其是具有全球唯一裸眼3D全产业链设计制造能力以及方案实施能力的企业，产品成像质量、用户体验、配套内容已经趋近完美。不过以笔者在康得新公司看到的产品效果而言，其与想象中的显示效果，差距还是颇大。

　　康得新的裸眼3D业务一度也非常热闹，三星、联想、中兴等十余家消费电子巨头与康得新签订了一系列合作。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为此项目投入太多资金。有评论认为，康得新成了实验的小白鼠。

　　虽然康得新与一些消费电子厂商，也推出了少量裸眼3D电子产品，比如85寸单屏裸眼3D电视、三星的裸眼3D笔记本、中兴的裸眼3D手机，但这些产品，最终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2018年之后，有关康得新的裸眼3D的报道，就很少见诸媒体了。

　　在失意裸眼3D业务之际，康得新的光学膜业务也遭遇发展瓶颈。2016年之后，全球面板市场需求疲软，销量不断下滑，连带光学膜市场也开始下滑。康得新的光学膜业务从此前的超过60%，快速下滑到30%，2018年甚至负增长，库存增加至约5400万平米。钟玉2015年通过定增募集29.8亿资金筹建的光学膜二期工程也半途而废。

　　虽然这两个项目连续折戟市场，但光学膜、裸眼3D、以及后来的碳纤维等等概念，让康得新这家头戴高科技光环的企业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极大追捧，其2010年上市之初的市值不到20亿，仅7年后，市值已逼近千亿，成为A股市场少有的大白马股。而钟玉也豪言称，要在3年内做到3000亿市值。

　　预涂膜与光学膜市场已经饱和，裸眼3D又没取得成功，如何敢于说出3年内做到3000亿市值的豪言？钟玉的法宝就是其从2014年开始布局的碳纤维业务。

　　6、镜花水月的碳纤维业务

　　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材料。它具有很多优良特质，重量是钢的1/5，强度却达到钢的5倍，不仅有固体的特性，还有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

　　碳纤维的出现，给全球工业制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波音787飞机，因为采用大量的碳纤维，减重50%，带来的结果是更低的能耗，更远的航程（轻松横跨太平洋(3.220, 0.01, 0.31%)），更强的抗压性和舒适性（抗噪音）；各国的火箭、导弹、卫星、战斗机、超级跑车……也都在大量采用碳纤维材料，拼命减重。

　　我国早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碳纤维的研究，但进度一直缓慢，且产品质量不高，进入21世纪，也仅有两三家企业能生产低级别的T300系列碳纤维，而且产能都在千吨级别。

　　在国际市场，美国、日本对中国长期进行着最严格的碳纤维技术封锁，2013年，一个张家港农民企业家因在美国购买了1公斤T800碳纤维（美国认为是武器级别的碳纤维），而被判刑7年；还有两个中国人也因购买碳纤维，被怀疑是间谍，遭受抓捕。

　　但这些困难在钟玉看来反而都是优势，因为他要做的就是中国没有的，别人追不上的产业，而且碳纤维还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碳纤维在汽车产业领域的运用。采用碳纤维制造汽车，可以极大改变汽车的生产工艺，传统汽车工艺流程中几百个部件，碳纤维柔性制造只需要几十个就可以完成，而且，碳纤维可以让汽车重量更轻，强度更高，安全性更好。

　　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是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特别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要在2020年将汽车能耗降到百公里5L，2025年将汽车重量平均下降25%的规划目标。而在内燃机技术已经发展到极限的当下，通过碳纤维为汽车减重，最终达到排放目标，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碳纤维领域，钟玉秉持了他一贯大手笔的作风。他先后在全球8个国家布局9个研发中心，整合建立全球众多碳纤维研发团队，投资3000万欧元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碳纤维研发中心（德国国家级研发中心，是空客和宝马的技术支持单位）联合成立了材料研发中心，与全球经验最丰富的碳纤维部件设计公司雷丁在德国合资成立了设计中心，随后又拿出50亿在廊坊投资建厂，在山东荣成准备投资500亿建设康得碳谷……

　　2016年7月，康得打造出了号称单体产能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碳纤维生产线投产。作为规划中的高性能碳纤维原丝和碳丝生产基地，康得集团子公司中安信设计年产能15000吨原丝、5100吨碳丝。

　　之所以没有将碳纤维放在子公司康得新，而是放在了母公司康得集团，一是碳纤维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可以缓解上市公司的财务压力。另外，钟玉承诺碳纤维业务成熟时，会将其注入上市公司，这也给市场的投资者强烈的预期，有助于上市公司市值的提升。

　　2017年，在康得集团，钟玉曾曾自豪地给我讲过两个有关康得碳纤维的事情：一是他曾三次向总理汇报康得碳纤维的生产情况；二是商飞公司在对康得的碳纤维进行了一年的测试后，认为其质量比日本的同类型还要高出8%-12%。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无疑是康得的碳纤维有望在未来出现在国产的C919、C929这样的大飞机上。

　　为了加快碳纤维的应用，康得又创造了号称全球唯一、世界领先的汽车碳纤维轻量化生态平台，为客户提供从研发到设计再到生产的一条龙解决方案。据钟玉透漏，宝马公司为此都寻找到康得新，希望利用其先进的碳纤维解决方案，北汽的BJ80吉普车也试用了康得新的碳纤维前机盖，蔚来汽车也与康得新签订了60亿的大合同。另外欧洲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Leonardo还与康得新签订协议，决定共同搭建国际领先的民用航空复合材料制造平台……

　　但钟玉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对外宣称康得对标的是3M公司，核心发展目标是：打造基于先进高分子材料的世界级生态平台。不论是印刷领域的预涂膜，还是显示类光学膜、汽车隔热窗膜、装饰膜、光伏膜、医疗类膜、还是各类碳纤维，其产品都聚焦在高分子及其延展领域。

　　宏大的蓝图，让人们对康得以及康得新公司的未来充满无限的遐想……如果这一切实现，康得新的市值何止3000亿？只可惜，这些畅想最终都成为了镜花水月。

　　7、神话破灭

　　在钟玉不断给市场描绘出一幅幅宏大的未来画卷时，少有人关心支撑这些构想的资金是从何而来。钟玉要做别人没有的，要做别人追不上的产业，没有巨额的资金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在钟玉不断进阶的产业发展之路上，一直伴随着严重的资金饥渴症。

　　在2017年，康得新表面上还如日中天时，我曾问过钟玉一个问题，你这几年最难的事是什么？他说，最难的时候是缺钱的时候，甚至一度站在楼顶想去自杀，因为跳下去什么都结束了，可以解脱了。

　　钟玉的梦想太大，但支撑梦想的资金却显得太少，根据有关报道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9月，近6年里康得新的经营性现金流总共净流入了72.51亿，投资性现金流共净流出了113.48亿。换言之，这么多年，上市公司根本无法通过主业经营收现来覆盖所有的投资，而必须通过不断的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

　　面对宏大的梦想以及梦想带来的资金压力，钟玉采用了自己所能动用的一切手段。

　　第一种手段就是质押股票。2010年8月31日，也就是康得新上市后仅仅3个月，钟玉即开始第一次质押康得新的股权来融资。上手就占其所持股票的一半。此后几年，他质押的股权很快到达所持股票的96%以上，几乎全部质押了出去，这种极高比例质押一直维持到2019年康得新爆雷出事。

　　第二，密集的增发，前文提到的张家港光学膜一期项目就是通过定增，募集了十几亿资金。2014年，康得新谋求再次定增募投光学膜二期项目，最终于2015年成功募集资金近30亿元。2016年，康得新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47亿元，部分资金用于裸眼3D项目，并继续筹划投资于光学膜二期。

　　第三种手段：短期的融资券的发行。

　　有机构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康得新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股权+短融等）募集的资金总计达到近100亿元。

　　第四种手段：银行借款。钟玉曾对我描述过一个场景，他曾找国内某大型银行融资，对方说，“钟总，我们内部决定不再支持碳纤维，已经赔了几百亿。”但在听了钟玉的全面汇报后，为其产业报国的理想所感动，最终为康得的碳纤维项目，提供了几十亿资金。

　　另外一个公开的资料显示，恒丰银行曾答应给予康得碳谷100亿的现金和600亿元的授信。但2017年11月，随着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出事，这笔资金最终化为泡影。

　　手段用尽，但依然缺钱，特别是为了解决碳纤维项目的巨额资金压力，钟玉最终把手伸向了旗下上市公司康得新的账户上。

　　虽然康得新也是其一手创办，但康得新是独立法人，它的钱不属于钟玉个人。何况钟玉也只占约1/4的股份。

　　但钟玉想到一个办法，让康得集团与北京银行(4.900, 0.02, 0.41%)西单支行签订“现金管理协议”，将康得新的账户和康得集团设置成联动，这样，只要康得新账上一有现金，就可以通过账户归集机制，悄无声息地将康得新所有的现金全部转走。而相关机构查询或审查的时候，还是显示应计金额。

　　不过，钟玉宏伟的蓝图规划以及碳纤维项目黑洞般的资金消耗，最终还是让钟玉的资本腾挪术，露出了马脚。

　　2019年1月21日，康得新终于兜不住了，两笔合计15亿的超短期融资券违约，但奇怪的是另一边其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账户上却显示仍然有122亿资金。

　　面对市场质疑之声，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回复称：“可用余额为零”。122亿存款不翼而飞，这一不可思议的场景，就这样出现了。事实上这笔钱早已被钟玉挪走。而钟玉与上市公司康得新、北京银行、审计机构，相互掩护，让所有局外人迷惑不解地留在原地。

　　纸终究包不住火，2019年1月23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康得新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也戴上ST帽子。2月12日，康得新公告称钟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相关职务。2019年5月，钟玉因涉嫌非法挪用资金罪被苏州公安机关逮捕。据悉，事发后，钟玉曾在债券持有人大会上表示，股东挪用部分在100亿元以下，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钱放在一个资金池混用。康得投资集团挪用资金用途有二，一是投资碳纤维项目，二是股权质押贷款补仓，贷款的钱也主要用于碳纤维项目。但事实的真相或许并不尽如此，有关钟玉向海外转移资金的质疑之声，就不时见诸网络和媒体。或许所有的真相，也只有等一切水落石出时，才能看清。

　　2019年7月5日，康得新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康得新通过虚构销售业务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并通过虚构采购、生产、研发费用、产品运输费用方式虚增营业成本、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

　　通过上述方式，康得新2015年至2018年分别虚增利润总额23.81亿元、30.89亿元、39.74亿元和24.77亿元，四年累计虚增利润总额119.21亿元。扣除虚增利润，康得新

　　连续四年净利润实际为负。证监会发言人特别强调：康得新涉案金额巨大，手段极其恶劣，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第二天ST康得开始停牌至今，停牌价格为3.52元，较公司股价最高点跌去近90%。

　　钟玉曾经的豪情壮志，最终变成了一地鸡毛：康得新光学膜业务陷入困境，500亿规模的康得碳谷烂尾，康得以及康得新大量员工离职、十几万投资者被闷杀……

　　8、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从昔日的A股大白马，变成令投资人愤怒的“黑天鹅”，从产业英雄沦为阶下囚，康得新与钟玉的变化令人始料未及，不胜唏嘘。复盘康得新与钟玉的成败之路，从表面看，是企业的实力不足以支撑领导人的野心导致，但往更深层次去看，是一个企业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及资本市场的诚信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这里面不仅仅指的是康得新与钟玉，还有与之配合的投行、银行、审计机构……

　　钟玉当初能在银行设立“母子”账户，自然需要旗下康得新公司的同意与配合，作为独立的法人，康得新完全可以拒绝，但为什么可以欣然同意？坊间流传，康得新的总裁徐曙即为钟玉的妻子。如果事实如此，说明康得新只是一个披着高科技企业外衣，实则是掌控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混乱家族式企业。这样的企业，没有有效的权利监督与制衡，在掌舵者顺风顺水时，一好百好，一旦其做出了昏招，则让企业与他一起走向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个别银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最后出现康得新的新管理层与其就不翼而飞的122亿资金，不断扯皮，形同闹剧。

　　另外，康得新事件中，脱不了干系的还有投行、审计机构、独立董事……有媒体就曾指出，当初如果投行恪尽职守，严格从产业逻辑出发，2015年之后，已显疲态的康得新光学膜业务，以及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的裸眼3D业务，两次定增，就不会那么顺利。而为康得新提供审计服务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更是罪不可赦，因为投资者重要参考的财报，竟然可以被随意粉饰。此外，作为小股东代言人的独立董事，在康得新连续造假的几年中，也形同虚设。

　　回到钟玉本身，其确实堪称人杰，但人生之路的连续成功，让其身边的人产生崇拜，自己也过于“自信”，这种自信在他说过这句“我这一生还没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中，展露无疑。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成功方法论笃信不疑，“别人做的我不做，别人做的好的我更不做，我做的是别人所没有的，我做的就不让别人追上。”这样的方法论，本没有错，但前提必须是：一预判好未来的产业趋势；二巨额的资金的支持。但裸眼3D业务显然他没看准趋势，宏达的碳纤维产业又远超了他的资金支撑能力。

　　钟玉曾经说过一段话：“从1988年下海到今天，我依然感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商业模式创新千变万化，生怕有一点没想到就被淘汰。不能因为过去的辉煌而故步自封，保持一种‘归零心态’，谦卑地做事才有希望做成可持续发展的百年老店。”

　　但梳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谦卑”。

　　很多年前，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他的畅销书《大败局》中描述秦池败局时，写过一段话：“作为奇迹创造者本身，在一鸣惊人之后，如何竭力地遏制其内在的非理性冲动，迅速地脱胎换骨，以一种平常的姿态和形象成为经济生态圈的一分子。这是一种中庸的回归，但这同时更是一种活得更长久一点的生存之道。”据说，当年这段话，引发过很多企业家的共鸣和思考，只是很多年过去了，中国很多了不起的企业，依然在犯这样的错误……